來源:財新網
  【財新網】(記者 於寧 賀信 黃凱茜 任重遠) 無法知曉周永康為何要報考北京石油學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發現大慶油田的感召。在兩位中國地質SD記憶卡學家黃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隊員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產油井。這個世界級的特大砂岩油田成為新中國自力更生的奮鬥象徵,也激發起一個江南水鄉農家少年“努力向學,蔚為國用”的抱負。
  石油對周永康意義非凡,他不僅在日後與黃汲清的小兒子成為兒女親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給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也奠定了他走隨身碟向中國權力頂峰的堅實基礎。
  石油起家
  1985年,43歲的周永康從盤錦來到北京,擔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與擔任部長的老領導王濤在石油部新班子記憶體里搭檔,全面主管生產工作。
  “周永康從遼河新竹買房走的時候,一個人沒帶。”一位遼河油田子弟對財新記者回憶說。
  周永康到北京後,妻子王淑華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當檔案處處長,後來又調到中石油北京燃氣公司。一家人住在學院路20號ssd固態硬碟的石油大院,這裡正是過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學院的老校區。“周永康喜歡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辦得特別好。”
  1988年,石油工業部撤銷,成立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周永康出任副總經理。期間,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還兼任塔里木石油會戰指揮部指揮、臨時黨委書記以及勝利石油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和山東省東營市委書記。這兩年,周永康在塔里木、東營、北京三地跑,還多次考察塔克拉瑪乾沙漠腹地。
  周永康掛帥塔里木石油大會戰,此前一兩年就有伏筆。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領導到塔里木盆地視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後,黨組決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進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庫爾勒約60公里的庫南1井上向中央領導介紹了鑽井體制、設備和工藝技術等情況,並於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開會議,就落實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氣勘探的進度,爭取儘快有重大發現,工作進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黨中央、國務院呈送《關於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氣勘探的報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開髮指揮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揮。他在塔里木會戰動員會上宣佈,將調動全國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慶、遼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內的11家油田單位參與。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帶領指揮部班子成員從北京飛往烏魯木齊,轉赴庫爾勒,塔里木會戰拉開序幕。
  周永康在王濤所著《征戰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會戰》一書中作序稱,塔里木會戰中創新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實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標制度等現代企業制度。
  在王濤的主導下,中國石油產業的發展中心從東部向西部轉移。1990年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八五”計劃中提出,石油工業要採取“穩定東部,發展西部”的戰略方針,在保持東部老油田穩產增產的同時,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區等西部新油區的勘探開發。  即便在塔里木會戰總指揮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還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視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氣。據王濤所述,當時從盆地邊緣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車和飛機作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隊檢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見五指的沙暴,飛機無法起飛被困在沙漠里。
  王濤在書中回憶稱,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揮部反映,個別乙方隊伍存在違反財經紀律的現象。周永康對此非常重視,立即讓總公司審計局派人來塔里木探區調查,對審計出的問題予以公佈,並對有關單位和責任人做出處理,此事對甲乙方震動很大,及時遏制了違紀違規的苗頭。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發現6個油田,探明石油儲量2.8億噸,建成原油年生產能力160萬噸。
  在勝利油田兼任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期間,周永康與自己後來掌控石油系統的大將蔣潔敏第一次有了交集。當時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領袖”,出身孤島採油廠的蔣潔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齡的王濤辭去中石油總公司的職務,並由當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總經理和黨組書記。1997年1月,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總公司新老班子成員。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選進中共中央委員會。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決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還是在塔里木和勝利,他能夠拍板做事情。客觀的說,他非常適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舉例說,中石油總公司開會,周永康會把所有人的意見都聽完了,無論意見如何分歧,他最後一定會當場做出決定。“他就是有一種霸氣,聽完大家意見後能形成自己判斷,不管你們說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決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總公司期間,擔綱和決策了幾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開始搞國內油氣區塊國際招標合作,並探索海外油氣勘探開發,1997年前後中標了蘇丹、委內瑞拉、哈薩克斯坦等海外項目,開啟了中國壟斷性國企“走出去”的徵程。尤其是1996年開始的蘇丹尼羅項目,是中石油海外擴張的首次試水,併為中石油培養了大批擁有海外項目管理運營經驗的後備人才,現任中石油集團董事長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總裁的汪東進,就曾擔任該項目的首任和第二任總經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與陝西副省長劉春茂共同簽署“4·13協議”,從中石油長慶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礦區給地方,並允許延安和榆林的各縣參與開發。全球500強企業陝西延長石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由此產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總公司時期,開始討論新一輪整體重組改製、推進股份公司上市問題。
  王濤在石油部和中石油總公司擔任一把手長達14年,其中在中石油總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齡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兩年就晉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躍令人應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其中一項是由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管理局、國家海洋局和國家測繪局共同組建國土資源部,周永康入閣擔任第一任部長。
  從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書記,周永康在國土資源部不到兩年時間。一般看來,這是一次重要的“鍍金”。正部級的石油部撤消後,中石油總公司繼承衣缽,套上了正部級,但1998年的再次改製之後,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級央企,雖然在經濟上壟斷著巨大的稀缺資源,但在政治序列中處於劣勢——接替周永康的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過是候補中央委員。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進一步,一個正部級的內閣成員對周永康來說,確實是個不錯的過渡機會。
  但要完成地質礦產部、國家土地局等部門的整合,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國土部完成得很順利。他不僅敢於對部門整合中的繁雜問題進行決斷,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籠絡住了手下幹部的心——蓋房。
  “當時被部委幹部談論的有兩個審計報告,一是體育總局把申辦奧運的一部分錢拿來給運動員蓋宿舍,另一個就是國土部把勘探事業費拿出來一部分給職工蓋房子。”一位國土部幹部向財新記者回憶,周永康到國土部後,大家反映國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級高工還沒能住到兩室一廳。周永康聽了覺得這怎麼行,瞭解情況後,很快做出了蓋房子的決定,起碼要解決高級工程師以上的能住兩室一廳以上的房子。
  三年川督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與接任的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舉行交接儀式,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準備赴京擔任公安部長的周永康滿臉笑容,躊躇滿志。
  此時距他到四川任書記接近三年。周在離任講話中,稱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經歷“深受教育,終生難忘”,並許諾,“無論走到哪裡,我都將盡心儘力地關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壇向以本地官員為主,周永康的空降,給四川政壇帶來一縷新風:他首次把信息產業作為“一號工程”,在四川這個傳統農業大省大力提倡現代農業,強勢抓安全問題且頗見成效;他提出借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追趕型、跨越式”發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別為4010億元、4421億元、4875億元,增幅分別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統的鍛造磨礪、一年半國土資源部部長的經歷,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曆練,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騰飛,這與其強勢能幹的工作作風不無關係。
  “周永康很雷厲風行,一改以前四川幹部管四川的狀況。以前四川就是農業大省,節奏慢,他過來之後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長期跟蹤四川政壇的人士稱。
  其一是將信息產業定為“一號工程”,這為成都今後的ITC產業(信息通信技術)集群成為全球性基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周永康的特點是抓產業落到實處,他提出,“一號工程”要靠一批骨幹IT企業來支撐。
  2001年1月,周永康參加了西部地區第一條模擬集成電路生產線在成都高新區的奠基儀式;一個月後,他親自接待了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總裁陳偉錠,拉開成都與英特爾的艱辛談判;2001年底,周永康還與時任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張春江視察了天府熱線西部數據中心,頗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數字城市、電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離開四川後不久,英特爾宣佈英特爾投資3.75億美元在成都高新區建立一座芯片封裝測試廠,這創造了當時成都外商投資的金額記錄。之後,英特爾三次增資,目前,世界各地用戶所使用的筆記本電腦,每兩臺中就有一臺配置“成都製造”的英特爾芯片,成都已成為英特爾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裝測試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爾領頭羊地位也讓供應鏈各環節發生連鎖反應。直接或間接帶動了富士康、戴爾、仁寶、聯想、德州儀器、緯創等佈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強IT企業近50餘家落戶成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周永康13年前的一號工程,為如今的成都開拓出了這個支柱產業。
  其二是提出現代農業。一位知情人士稱,四川是農業大省,長期以來缺少抓現代農業的思路,雖然以前也提過以工業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現代農業,把南充“鳳埡山模式”(土地流轉為核心、“公司+基地+農戶”模式)、廣安市唐燕子模式(農戶出地、公司出種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樹立為農業產業化的典型。三年間,四川省農林牧漁的產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來的。”一位接觸過周永康的人士稱,當時四川與雲南相比,硬件軟件落後十年,景區管理混亂,宰客問題嚴重,“兩會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這個問題,他說這一年的變化很大,你可以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問題。他2000年剛上任之後,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頻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據說周永康很生氣,把省長批得夠嗆。”
  2002年的四川省“兩會”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趕型跨越式發展。他雄心勃勃地說:“和東部及沿海一些地區兩位數以上的發展速度相比,我們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說,差距還在拉大。我們還必須繼續努力,奮力追趕,才能實現新的跨越。”
  周沒能領導四川人民實現這個跨越,他很快就獲知將被調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總理,之後是公安部長兼政法委副書記。很難知道周永康從內心更傾向於哪個職務——都將一步邁進政治局,成為國家領導人,但未來的道路迥異。
  最終是後者。據說中央高層認為,“9·11”後安全形勢複雜化,必須有強力人物執掌公檢法司和安全、內衛等國家機器部門,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戰線也是半軍事化管理,又與政法系統關係不大,因此被認為是最好的候選人。“中國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經驗就是搞大會戰。獨臂將軍餘秋里管石油的時候,完全是軍事化作風,電話響三聲必須接。”一位知情人士稱,周永康是從遼河油田最基層一步步幹起來了,手腕剛柔相濟,除了沒有法律背景外,確實是很合適的人選。
  三個官場棋子
  事實上,周永康對四川政壇的影響,延續的時間更長、程度更深。他不僅在這裡實現了人生的重大飛躍,而且離任前還完成了重要的人事佈局,在該省的最高權力機構——四川省委常委會,留下了三個舉足輕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剛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強勢,敢於從人事上開刀。一方面,他將對“現代農業”模式提出質疑的遂寧市委書記等官員換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異議,接受了有人舉報的李崇禧的輸誠靠攏,將其從阿壩州簡拔到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的顯位,並於同年12月再進一步,進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將離開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的關鍵性崗位,在班子中的話語權大增。
  同樣,從哈爾濱調任成都市副市長的李春城雖然與原市委書記不和,卻獲得了周永康的青睞賞識。從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長,到2011年9月調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再沒有讓成都離開自己的手掌心,其長達十年的省委常委職務,亦使其在全川政務中也擁有相當影響力。
  周永康從北京空降四川,隨同的只有從國土部帶去的大秘書郭永祥和小秘書冀文林。兩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東臨邑人,1972-1998年在勝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隨周永康到新組建的國土資源部,擔任辦公廳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帶到四川,擔任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和常委辦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榮升政治局委員上調中央,帶走冀文林,將郭永祥留在了四川,並幫助郭永祥晉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將中,職務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實力派幹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學畢業後進入省紀委系統幹了13年,1995年短暫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職,1996年3月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擔任了四年州委書記。加入周永康陣營後,李崇禧從2002年5月起擔任了近10年省委副書記,歷經周永康、張學忠、杜青林、劉奇葆等四任省委書記,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紀委書記。
  李崇禧在四川官場以喜怒不形於色著稱。“他城府很深,很謹慎,不苟言笑,在紀委系統一直有很深的影響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稱。
  有多年秘書經歷的郭永祥則向以笑臉迎人。一位在國土部的領導秘書稱,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領導讓乾什麼就乾什麼”。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認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場老江湖,圓圓臉兒,見誰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瓏。據說也很仗義,可以幫些小忙。喜歡京劇,記憶力很好,口才也佳,脫稿講話時引經據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領導怎麼想,事情和領導怎麼說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場人脈很好,可以稱得上是“大哥”級人物,連成都當地的高官都把他視為大哥,“他在四川被視為周永康的眼線,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牽線搭橋”。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牽線搭橋,可能是為周永康和蔣潔敏之間拉上關係。郭永祥與蔣潔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勝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島採油廠。兩人都是魯西北人,郭永祥比蔣潔敏大5歲,比較早離開作業隊,在採油廠做宣傳幹事,後又調到勝利油田黨委辦公室當秘書,對蔣潔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離開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內部找代理人,而蔣潔敏謀求上位,需要奧援震懾中石油大小山頭的時刻,郭永祥在蔣與老領導之間扮演了重要的橋梁、潤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調中央後,郭永祥繼續留任了兩年多省委秘書長和辦公廳主任。2006年1月始擔任副省長,分管農業、林業、水利、防災、扶貧開發、民政、計生等部門。此後據說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車禍,仕途受到影響,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滿六十,在仕途結尾,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藝的他選擇了省文聯主席一職,當時還被傳為美談。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農兵學員身份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後留校,曾擔任過四年的共青團哈爾濱市委書記。1995年,39歲的李春城晉升哈爾濱市委常委,成為正局級幹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爾濱副市長調任成都市副市長。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審時度勢,靠攏站隊。2000年8月,李春城被調任瀘州市委書記短暫過渡,5個月後,重新殺回成都升任市長。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翌年成為成都市委書記,仕途一片看好。
  決心大幹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啟動了聞名全國的城鄉統籌改革,2007年獲得國務院改革試點批覆,其內涵涉及土地流轉、戶籍改革、農民社保、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問題。這一創新之舉需要各部門的協作才能推動,不僅僅是公安部門搞戶籍改革這麼簡單,所以很多城市來學但效仿不了,這也突顯了李春城的創新意識和很強的執行力。另有人士稱,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這麼大的事,也依賴周永康奠定的基礎和一直以來的保駕護航,給予了寬鬆的政策環境。周永康離開四川之後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兩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鄉統籌改革試驗,要求積極推進。
  2004年,李春城還提出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提升機關行政效能,當地人普遍感覺成都市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還力推了藏區9+3免費教育計劃,即在9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藏區孩子提供3年的免費中職教育,使他們回到藏區能順利就業。
  成都當地一位人士還提到,汶川大地震後,成都的災後重建,並不是全部重建,而是藉此進行了新的規劃,淘汰了一些三高產業。“比如都江堰所有的醫療機構都倒了,但是重新規划了不同層級的醫療養老體系,重新佈局。”他認為,這些年成都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和當時李春城主持的產業結構和社會事業體系調整很有關係。
  2005年,因《百家講壇》出名的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調研兩個月,走訪了很多區縣級官員,寫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對成都的城鄉統籌、基層民主建設、規範化服務型政府等予以介紹和肯定,並引用人民群眾的話說,“現在城市是我們的了,書記是我們的了,政府是我們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見面時,李春城對成都改革經驗總結到:“只要是我們想清楚了又下決心要辦的事,再難都有可能把它辦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做的這些事情,確實是一場涉及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利益割據和方式方法的深刻變革。要真正乾好,不是難,是很難。不過到目前為止,成都的實踐還是初步見到了成效。”
  令人驚訝的是,鋒芒畢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選中央候補委員,據悉與其在黑龍江買官有關。黑龍江省綏化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北京受審前,曾檢舉了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和原黑龍江省政協主席韓桂芝,李春城被牽入韓桂芝案。李春城雖被保過關,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書記任上再蹉跎一屆。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個秘書,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兩屆市委書記,對成都的控制力極強,延續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響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壇的官員說。
  一個例證是成都人對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項目非常反對,甚至準備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領導沒有表態,李春城還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對該項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動該石化項目成功建成。
  十年政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時年60歲的周永康首次進入中央政治局,並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併在28日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上當選公安部部長。按照慣例,歷屆公安部部長還將兼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黨委書記。
  至此,周永康成為政法系統僅次於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乾的二號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設副書記一職。
  2003年3月17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周永康當選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在國務院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公安部長的情況,也有近30年未曾出現。
  最近的一個例子,還是因“毛澤東接班人”身份廣為人知的華國鋒。華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兩年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毛澤東逝世,華國鋒的權力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達到巔峰,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長身份進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於其特殊的時代背景——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貪腐、民生、公民權利保障等問題所引發矛盾的矛盾愈發突出,社會維穩壓力積聚的背景下,執政黨對於政法系統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個維穩、“綜治”時代,亦由此展開。有了巨型國企領導人和封疆大吏豐富資歷的周勇康,在這十年如虎添翼,權柄日重。
  2002年12月13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黨委書記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視察調研。他強調,“首都穩則全國穩,首都安則天下安”,首都的穩定對於全國具有極其重要的輻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穩定工作,事關全國穩定的大局。
  2003年11月18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下稱13號文件)則對此背景進行了更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國正處於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不斷顯現,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危害嚴重,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越來越大,互聯網上影響穩定的問題日益突出。維護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社會穩定,任務艱巨、意義重大。各級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13號文件對公安機關提出的首項具體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維護穩定工作,將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視為公安機關在新世紀新階段的總任務,並將積極預防、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當作新形勢下維護社會穩定的重大課題。
  它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要高度警惕,妥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的破壞活動,和“法輪功”等邪教組織的非法活動。
  地方各級公安廳(局)長“進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職”的慣例,也發軔於這份文件——“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按照《憲法》和各級組織法所設立的制度框架,公、檢、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門的地位最低。因為它屬於行政機關,是同級政府的組成部門,受政府領導,政府再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法院、檢察院則屬於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由人大產生和並向其負責。在行政級別上,法、檢部門的院長、檢察長也和同級政府副職相同,較公安局長要高半級。
  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依法規範警察權的理念,公安機關採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須先經司法機關的批准。西方國家亦大體如此,主要區分只在於,一些國家的檢察機關也和公安機關一樣屬於行政而非司法系統,權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於中國司法機關的獨立地位只是相對於行政機關,仍要受到同級黨委的領導,且法院院長、檢察院的檢察長一般不進同級黨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號文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地方公安廳(局)長若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檢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優勢地位。在政法委書記、副書記兼任公安局長的情況下,公安、司法間的關係便有倒置之虞。
  雖然一些警界人士認為,這一模式主要針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旨在加強公安機關在政府內部的話語權,不會直接干涉到法院、檢察院,而且,公安機關作為政府的二級部門,實踐中也常存在非警務因素干擾執法的情況,公安廳(局)長“進班子”,也有利於提高公安機關的抗干擾能力。但是,毫無疑問,隨著周永康進入政治局,一個大公安的維穩綜治時代已經到來。
  截止2011年5月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當選副市長時,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進入各地黨政班子,占84%;對27個省會(首府)城市、4個經濟特區所在市、國務院批准的18個較大的市等49個城市統計則發現,有42個市的公安局長進入各地黨政班子,占86%。
  運動治警
  周永康走馬上任之時,正值中國進入1949年後的第四個犯罪高峰期。數據顯示,自2000年,搶奪、搶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區達到了60%以上。社會治安惡化的背景下,對警察擴權和嚴刑峻法的呼籲在體制內外都非常強烈。
  但另一方面,全國警力嚴重短缺,經費保障缺口巨大。據一篇題為《中國基層警察缺衣少食 權力薪酬不相當很危險》的文章記載,到2005年,根據公安部人事訓練局統計,全國1-2人的派出所有3723個,3-5人的有16533個,占派出所總數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別是基層派出所長期難以得到有效的財政支持,經費不足是老大難問題。為維持公安部門的運行,從首都北京到邊遠山區,警察都在忙於罰款、收費、創收。按時任四川省公安廳廳長呂卓的話說,警察長期吃著這三種飯,財政撥款的“皇糧”太少,卻要公安部門先創收再返還,創收的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各種自立的、超範圍、超標準的收費和到處拉的贊助,這叫“雜糧”;此外還有罰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處賣淫嫖娼、交通違章等的罰款指標,呂卓管這叫“尿泡飯”,“‘皇糧’吃不了,‘雜糧’吃不飽,‘尿泡飯’吃得一身騷”。
  “中國法律賦予警察高於一般法治國家的警察權,而治安財政卻無法合理兌現,保民權將很可能演變為害民權。”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財新傳媒編輯部法律顧問蕭瀚在《警察權和治安財政》中寫道,“如果立法者認為既然無法給錢,那就給權,其結果將會更加危險——這幾乎就變成‘逼警為匪’。”
  呂卓也承認,“警察腐敗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變成了一個創收、營利者,由此必然導致他們在執法時產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對全省公安系統的經費狀況所做調查令人觸目驚心,有個百萬人口的縣,每年公安部門正常開支要2700萬元,縣財政只給了1/5,其餘的都要公安部門自己“創收”,相當於全縣人均被罰20元錢。
  在進行充分調研後,2003年,自39歲即成為全國最年輕公安廳長的呂卓決意從“飯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當年6月,四川公安廳頒佈第6號令《關於嚴禁公安民警參與經營娛樂服務場所及為其違法活動提供保護的規定》以及第7號令《關於嚴禁公安機關亂收費、亂罰款的規定》,兩令各有4條,合稱“8條嚴禁”。2004年1月5日,四川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轉發《省財政廳關於建立縣級公安機關經費保障機制的意見》(俗稱1號文件),規定縣級公安機關所需經費,包括人員經費和辦公經費,由縣級財政負責保障,財政部門按核定標準在年初預算中足額安排公安機關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於這次警察經費和治安財政改革發軔於周永康剛剛離開的四川省,坊間多認為它代表著周永康“規範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實上,四川省的前述1號文件剛剛發佈第三天,遠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財政不算富裕,但能認真貫徹中央要求,建立縣級公安機關經費保障機制,值得其他地區學習推廣”。當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視察,又贊嘆道:“在經濟並不發達的情況下能做到這點,四川幹了一件大事。”當年9月,財政部和公安部又聯合發佈《關於制定縣級公安機關公用經費保障標準的意見》,正式將警察“吃皇糧”運動推向全國,並確定了“收支脫鉤”“全額保障”等機制保障。
  不過,2005年4月,擔任四川省公安廳長已11年、剛到50歲的呂卓,因違規用地問題被免職,黯然退居二線。周永康曾經試圖以經費保障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將計劃經濟體系下“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公安管理體制向“以條為主”的垂直管理轉型的努力,似乎也因為“勇先鋒”的下課而偃旗息鼓。人們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務活動越來越多,比如受命於地方政府,參與房屋拆遷、經濟糾紛等事務,作為交換,吃上“皇糧”的地方公安部門,依然擁有在當地大吃“雜糧”和“尿泡飯”的權力。
  在幾項控制警權、理順警務激勵機制的規範化改革落空後,周永康似乎意識到自己不足以撼動或者沒有必要去撼動系統自我擴權的衝動,將這種力量掌控在自己的節奏下,應該是更明智的選擇。他開始改弦更張,用自己和舊系統都更為習慣的方式完成這種“控制性規範”。一方面,其在位期間,公安部重修了大樓,改善了辦公條件,還為部里幹部“解決了數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鮮明中國特征的集中性活動,取代了進行體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當公安部長期間,各項政治性的活動比較多。”一位有著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基層公安局法制科長向財新記者回憶。
  2003年1月22日,公安部發佈“五條禁令”,嚴禁違反槍支管理使用規定、攜帶槍支飲酒、酒後駕駛機動車、在工作時間飲酒和參與賭博,民警違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紀律處分或予以辭退;造成嚴重後果的,予以開除,並要追究其所在單位直接領導和主要領導的責任。
  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長後的一項重要措施。雖然“五項禁令”的內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這一朗朗上口的總結,被認為對規範民警行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發佈通知,決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國公安機關和全體民警中開展“貫徹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麼辦”大討論活動,以“實踐‘三個代表’、認清歷史使命,加強隊伍建設、公正執法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務小康社會”。
  2004年5月,公安部召開“在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大練兵活動電視電話會議”,要求的主要內容,包括基本知識學習、基本體能訓練、基本技能戰術訓練及專業知識學習和業務技能訓練等方面。各級公安機關要根據實際確定“訓練日”,基層和一線實戰單位保證每周不少於半天的時間專門進行訓練,並形成制度;同時各級公安機關要積極創造條件,保證每個民警在大練兵活動中接受不少於兩周的集中強化訓練。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開展“大接訪”活動,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從5月18日開始敞開大門,以“人人受到局長接待,件件得到依法處理”為目標,集中時間、集中力量,領導動手、全警參與,由各級公安機關的一把手面對面地親自接待上訪群眾,依法處理群眾信訪問題。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運動的基礎上,將該年確定為“基層基礎建設年”,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三基”工程建設,抓基層、打基礎、苦練基本功,並要求以此為契機,“堅持不懈,一抓三年”。
  對於上述“大討論”、“大練兵”、“大接訪”、“三基”工程,公安系統內外看法褒貶不一。
  2007年10月28日,周永康離任公安部高升之時,官方的說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間的幾年,“公安工作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層公安局法制科長看來,除了“三基”工程確實做了一些實事,在基礎設施、交通工具、通訊工具、辦公設備等方面按照標準落實了以外,其它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沒什麼實際效果。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武伯欣更是認為,這些東西都是來自“左”的遺風,反而給公安工作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好大喜功掩蓋了問題”。
  以“大接訪”為例,根據公安部發佈的數據,從2005年5月到2007年8月28日,全國公安機關累計接待群眾上訪19.5萬起,處理群眾信訪問題18.1萬件,群眾停訪息訴17.6萬件,停訪息訴率達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員和公務人員,或者聘請社會人員,通過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為攔截本土上訪者,甚至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將上訪者投入“黑監獄”進行非法拘禁的現象,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集中涌現。“大截訪”與“大接訪”如影隨形,一批類似於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這樣專業攔截、關押、遣返上訪者的保安公司應運而生。
  “在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長時期,客觀地講,警察行為的規範化、警務體系的正規化上是有所進步的,但警察的權力邊界不是縮小了,而是進一步擴大了,警民關係也日趨緊張化。”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觀察人士評價道,“這一方面是因為周永康推行的規範化和正規化,採取的仍是傳統人治的一套陳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過法治來約束權力;更重要的是,當周永康們體會到國家強力機器權力不受約束給小群體帶來的巨大好處後,他們考慮的就不再是約束權力,而是利用權力,不是權為民所用,而是權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權力的信徒。”他說。
  司改停滯
  2007年10月22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羅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成為中國公檢法司以及內衛工作的最高領導者,站到了中國的權力峰層。
  周在位的五年間,恰逢2008年北京奧運會、2009年的建國50周年慶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召開,安全、穩定工作尤為重要,他的地位也變得更為顯赫。同時兼任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話語權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時期帶有左的風格的施政理念,也藉此擴展到整個司法領域,“維穩”更成為各級政府的一項重點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鄉無錫厚橋鎮,自2004年無錫掀起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錫東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訪民。遭受維穩對待的無錫訪民沒有想過,這位鄉賢主政期間,中國形成的政法維穩機制給他們帶來什麼影響。
  2009年,厚橋鎮太芙村數千畝基本農田,“因發展需要”,被列入徵用計劃。村民胡琴芬稱,此後在村委會的操縱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請納入“社保”,在所謂的《自願申請放棄土地承包權》的協議上簽了字,一夜之間成為“失地農民”,有的甚至是別人代簽的,本人並不知情。胡家同樣未簽字,同樣“被失地”。
  此後,胡琴芬等要求為“未征收”的土地登記確權,併在大面積拋荒的土地上,聯合了多位村民開荒種田,卻遭村委阻攔。在多次申請行政覆議未果後,她被逼走上上訪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進汽車押走,在賓館關押15天。
  同村村民華惠清,則是2010年3月起,在當地啟動“走馬大成”項目時,多次拒絕簽字拆遷,家裡遭斷水斷電,道路被毀,一家人被迫逃離,租住在外。當年下半年起,他家將近10次被盜,祖墳被鏟,80歲的母親被推倒摔成骨折,他兩次遭綁架,並因上訪被關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訪,華惠清和70多個訪民被分別投入“學習班”,他被關押長達79天,最後不得不簽字同意,千辛萬苦保護了幾年的房子終成廢墟。
  新厚橋村60多歲的鄒惠芬,也有維權上訪十多年的經歷。該村街南隊原有耕地78畝,分別於1993年、2003年被村委騙租。2005年,當地鎮村政府,多次偽造文件,稱街南隊人均耕地不足0.1畝,已被批准徵地撤隊。村民堅決反對,從此走上了追討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維權道路。
  村民無數次上訪,最終於2006年獲江蘇省國土廳等單位的答覆,稱失地查無辦理農用地專用手續,認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責成有關部門拆除相關建築。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著,村民開荒種田,多次遭遇當地政府動用機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鄒惠芬險遭綁架,幸有村民阻攔,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傷。
  華惠清等人的遭遇並非孤例,在厚橋附近的羊尖鎮、濱湖區太湖街道、胡埭鎮等地,失地訪民命運同樣如此,且遭受的維穩手段更殘酷。
  無錫訪民沒有想過,這些維穩機制和周永康有什麼關係。但漸漸地,無錫人進京上訪,有些人總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門口,在360度監控的探頭下,大叫幾聲:‘周永康,老家人來看你了,你快出來’”。錫山區羊尖鎮一位訪民說。
  這一時期,各級政府的維穩經費達到歷史新高。維穩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項“一票否決”考核政策的存在,成為很多機關、部門超越本職工作的第一要務,除了那些被維穩的對象外,基層公務員們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統,相對於司法的獨立性,政治性在這一時期被予以更多強調,遭到法學界、法律實務界的強烈批評。
  一位從事刑事審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上述政治生態下,維穩已成了法官判決時考慮的第一要素,地位高於法律的準繩。“只要是為了當事人不上訪,就算違背法律的規制,不管是採用遷就的態度,還是採用暴力維穩的手段,也不會有人說什麼,因為領導都怕上訪。”他認為,這些現象的實質,都是以犧牲其他當事人合法權益或法律嚴肅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為代價,來求得一時的“穩定”,即所謂“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統一。
  幾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很難將其歸結到周永康或某個個人身上。但有一點毫無疑問,他無法完全撇清責任。
  唱和重慶模式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期間,正值薄熙來主政重慶,在“唱紅打黑”問題上,周永康始終給予薄熙來力倡的重慶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這兩位已先後落馬。
  2009年6月,在薄熙來的部署和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市展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截至當年10月25日,累計抓獲涉案人員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慶市各級檢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慶“打黑除惡”開始一個多月後,中央政法委就於7月29日發佈消息,稱近日已出台《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繼續抓好專項鬥爭各項工作,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主動進攻的高壓態勢,確保專項鬥爭向縱深推進。
  2009年10月26日,重慶市委領導向社會各級通報重慶打黑相關工作時稱,這一行動是為了貫徹落實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惡的要求,推進“平安重慶”建設。
  三天后,重慶市委常委、市政法委書記、市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領導小組組長劉光磊更在打黑除惡新聞通氣會上說:“深入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是中央的‘規定動作’。”
  目前尚無公開資料或報道顯示,中央政法委為何要求重慶開展此項行動,以及為何迅速將重慶“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經驗”向全國鋪開。但從後續反映來看,周永康對此相當滿意。
  根據當時重慶市對外通報,2009年9月25日,周永康曾對此重慶打黑專門做出批示:“打擊鏟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慶市委、市政府領導下,政法機關加大工作力度,見到了明顯效果,為人民辦了一件好事、實事。”
  次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周永康還來到重慶代表團,同代表們一起審議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周永康稱,一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眾得到了更多實惠,尤其是平安重慶建設,給3200萬重慶人民帶來了福祉。
  主持當天審議的就是薄熙來。他在開場白中說,周永康同志對重慶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關心,早在武隆山體滑坡時就和專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後又積極推動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話,“他還特別關心支持三峽庫區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幫助解決重大問題;對我市‘打黑除惡’工作,及時做出重要批示,給予鼓勵和支持”。
  周永康也熱情詢問了重慶公租房、庫區移民等情況,並多次對打黑除惡行動給予肯定。
  就重慶將司法拍賣轉到產權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評價頗高。當時任重慶市高級法院院長稱“小改革解決了大問題”時,他糾正說,“這項改革一點也不小。它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使司法拍賣更加公開公正透明,這是社會管理的一個創新。”
  其後續結果則是,2012年最高法院開通的“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即是在重慶“訴訟資產網”的基礎上升格而成。
  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曾經到過重慶調研的王鳳海告訴財新記者,網上拍賣的技術門檻其實並不高,除重慶外,上海、江蘇、黑龍江等地都已開通了自己的網上拍賣平臺。從功能上看,業內普遍認為上海而非重慶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通過“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推廣重慶模式,以深化網上司法拍賣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關領導的支持,最高法院內部其實也有不同看法。
  王鳳海等也曾嘗試通過私人關係,向周永康彙報調研的情況,據實陳述重慶產權交易所司法拍賣的一些問題,卻未被接受。
  他告訴財新記者,“關鍵的問題,其實不在於選擇哪個平臺,而是選擇過程中對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壟斷和領導個人意志的決斷”。
  除在“兩會”期間接見重慶團外,周永康還在2010年11月到重慶調研。為期3天的調研時間中,他參觀了重慶交巡警平臺、打黑除惡成果展、公租房項目,聽取了“大下訪”、“大走訪”情況介紹,併在重慶大劇院觀看了“唱讀講傳”彙報演出。
  調研期間,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績,並稱“唱讀講傳”彙報演出“太令人感動了,是新形勢下加強幹部思想教育、做好群眾工作的有效載體”,並現場要求,全國政法戰線也要開展這項活動。
  調研結束時,周永康對重慶模式給予了全面的積極評價,稱“唱讀講傳”“三進三同”“三項制度”“大下訪”“大走訪”等活動,都是生動活潑又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並要求政法系統的同志尤其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範圍也不止限於政法領域,就薄熙來力推的“五個重慶”建設、公租房建設、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稱都是實實在在的改善民生之舉,在全國也有很強的示範意義。
  這些支持,都成為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重要的政治籌碼。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構成了曾經赫赫有名的“重慶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學家童之偉將其概括為:公權力組織以打黑為契機,以公安等強力部門對有關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刑法第294條進行極端的擴大化運用為基礎,將追訴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活動,轉化成了權力者對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事務進行管理控制的一種基礎性抓手或策略。在這種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執政黨地方黨委領導人及其下屬機構(如政法委),將整個公權力的國家機器組織一體化,統一指揮公法檢機關行使職權,將刑事司法手段轉化為社會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線,脫離監督制約,以寒蟬效應控制社會經濟秩序。周永康對這種嚴重違背法治與人權精神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贊許,有多大程度是出於政治結盟的考慮,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種價值觀的認同,我們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軍夜奔”事件發生後,周永康還是在2012年3月“兩會”期間到重慶代表團,專程為已經危若累卵的薄熙來站腳背書。
(編輯: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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